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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移動力」就是競爭力。外語還不夠，你還需要5大隱性能力，
才能全球走透透。這些移動大能力，你，擁有多少？
美國要教改了！今年開春，美國成立的「新勞動力技能委員會」來自政界、企業界與學界的專家，
熱烈的在華盛頓舉行關係下個一百年美國國力的會議——修改美國從幼稚園到中學的課程。
這將是美國百年來幅度最大的一次教改。他們的目標很清楚：減少美國的「全球文盲」
（global illiteracy）。
所謂「全球文盲」，當然不是識字率的提升，而是為了讓美國學生未來具有在全世界移動的競爭力。
因此，從四大方向提升學生能力：增加認識世界文化與語言的能力、增加思考的彈性、
聰明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人際關係的能力（ＥＱ）。
新時代
美國全面教改 從幼稚園到哈佛，全力減少全球文盲
換個場域，來到全球著名的高等學府哈佛大學，這裡，同樣的故事也在發生。
哈佛大學從二○○二年開始第五次的課程改革，歷時四年完成。最重要的改變是，一、減少必修課，
增加選修，讓學生增加專業上跨領域移動學習的機會；二、增加必修的國際通識課程，
讓學生成為全球公民而不只是美國人；二○○五年一月，
全美綜合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頓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時，校長第爾曼（Tilghman）更在演說中對學生強調：
「全球通識（global literacy）必須植入普林斯頓人的DNA中。」
小學生準備的是十年後的未來，大學生準備的是三、四年後的未來，但兩個改革重點卻雷同。
原因無他，全球移動是無可擋的大趨勢，但美國人還沒準備好。
跨國企業UPS（優比速）執行長麥克‧埃斯丘（Mike Eskew）點出問題。他說，企業所需員工是
「具備全球貿易素養、對外國文化敏感、嫻熟它國語言」──這些正好不是美國人的優點。
美國選修外語的高中生還不到一半，社會課也過於關注本國史。成為全球公民的能力，
被稱之為現代的「大能力」，若你不具備，你就注定要在未來工作與機會的競爭上成為弱勢者。
看看這個驚人數字：根據聯合國一九九○年統計，全球共有一億五千萬人離開了自己的母國，
在其他國家生活與工作，比一個日本的人口還多；二○○五年，這個人數達到一億九千一百萬，
相當於日本加上四小龍人口的總和。
新趨勢
移動代表機會 企業推進，高階人才成國際遷徙主力
二○○六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A.Annan）在聯合國會議中指出：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移民時代，而今日的國際移民，是一個全球現象。」國際間的人口遷徙，
影響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量，尤其這一波的移動，大幅增加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移動。
為此，世界貿易組織（WTO）已將自然人移動納入談判議題；聯合國大會也在去年九月舉辦
「國際移民與發展」的高級別對話，以推動國際移徙問題方面的國際合作。
在此洪流中，移動的概念幾乎已全面反轉。
過去，農業社會強調安土重遷、安居樂業，所有移動的概念都是負面的，例如「離鄉背井」、
「流離失所」。現在，移動代表機會。移動的頻率增高，速度加快，方向多元化，
移動者隨時在尋找最有利的時空，把自己「投資」在最有效益的地方。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國華指出，「新一代全球流動的概念，既不是落地生根，
也不是葉落歸根，人的流通變得很頻繁。」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馬來西亞華人學者王愛華，
於一九九九年最早提出「彈性公民」概念。她的書描述全球走透透，口袋中有好幾本護照，
可以跟金融市場、不同國家法律協商，達到賺錢目地的專業技術與投資菁英。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多國籍人士，在過去十年超過五千萬人，
遠遠超過一九五○年到一九九○年四個十年的總和。
不過最重要的移動推手是企業。根據「全球移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obility）
在二○○六年一月所發表的研究報告，受訪的跨國企業中，
九二％預期該公司的「短期外派」人數將成長；兩至三年的一般外派將維持與現在相當水準；
而預期「通勤式移動」人數將成長的，也有六九％。
就地區而言，外派到中國大陸的人數成長率最快，總數也居全球第三。
新職場
兩岸四地辦公 追求一軍薪水、躋身世界中產階級
美商惠悅企管公司中國暨台灣行銷企畫協理江珮鈴是一個「帶著母奶旅行」的通勤式移動族，
通勤地點是中國。兩年前，她的老闆黃世友被拔擢為大中華區總裁時，勸她一起過去：
「四十五歲以下沒有大陸經驗的，以後根本沒價值了。」但是家怎麼辦？
身為獨生女的她還有年邁的父母、丈夫……。
後來折衷處理：每個月七到十天到中國出差，其他時間留在台灣，以視訊會議等方式遙控北京、
上海、深圳三個辦公室。從此，江珮鈴過日子是以「週」為單位，這禮拜在上海，下禮拜在台灣，
下下禮拜在深圳。她像個陀螺，不停的在這些點之間輪流打轉。後來江珮鈴懷孕了，
而且堅持餵母乳，餵了整整一年。出差時，有奶漲現象，為了維持乳腺暢通，她每隔三小時就去擠奶。
有一次，她在嚴冬出差到北京，室外氣溫都在零下，她決定把母乳帶回家。擠出的五千西西母乳，
密封在二十五包哺乳袋中，用手提行李帶回台灣。 她辛苦的周旋於母親、妻子、女兒、
國際通勤族四種角色中。
辛苦的代價是什麼？
這群具備「全球移動力」的人，升遷機會高於同儕，薪水是未來的一軍。
世界銀行在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裡預測，十年後，世界各地的大都市將出現一群所謂的「世界中產階級」，
其實就是一批具備跨國移動能力的白領菁英。他們的薪資將比同輩多出至少五成，平均資產將多出一倍，
雖然不是富豪，卻能在全世界都過著優質生活；不管在紐約、北京或者香港，
他們關心的議題都很類似。
不過，不要以為會說外語就代表有移動力。
「全球移動力」恰相對於「全球文盲」，語言只是基本條件。全球最大的人力顧問公司美世諮詢
（Mercer Human Resource Consulting）的研究顯示，所謂的「移動力」，還包含五大隱性能力：
主動融入當地社會、認同多元文化、心態開放、情緒穩定、保有彈性。此外，心理學家羅森
（Robert Rosen），以四年時間，調查一千位跨國企業領導人，寫成
《全球通識──二十一世紀企業人的新語言》，他的研究發現也類似。
新觀念
外派成升遷依據 能橫向移動，才能向上移動
全球移動大能力，的確已成為許多大企業升遷中高階主管的條件。根據英國特洛依企管顧問公司
（Trojan Corp. UK）訪問歐盟一百家指標性企業，歸納出目前這些企業人事升遷的八大要件與權重，
可以發現，若是將多元文化接納度、彈性合作、學習力等指標加起來，隱性能力分數，
甚至超過語言與專業能力等顯性能力。「這八大特質恰恰符合全球化之下的競爭力特質。」
特洛依董事長威廉梅特指出，「那是讓人能跨領域、跨地域發展的能力；
在這個時代，你能橫向移動，才能向上移動。」
事實上，在歐、美、亞洲等大型跨國公司，都已把強化人才的「移動能量」當作重要目標，
致力培養員工能夠理解、駕馭多元文化的素養。
譬如南韓的三星電子，自一九九○年起的十六年間，共派出三千三百二十八位「地域專家」，
到超過八十個國家歷練。這是三星為了培養外派人才所建立的制度。三星剛剛開始國際化時，
發現外派主管不只學習語言需要花許多時間，更要瞭解當地文化，才能發揮作用。
因此每年選出二百五十位（不到全集團百分之一）優秀員工分散到世界各國體驗研究，
每天將心得寫上公司網站，回國後成為公司重要的諮詢對象，也是重要升遷的潛力人選。
譬如福特，福特汽車金融（中國）公司總裁胡裕翔表示，身為總公司「亞太地區人事委員會」一員，
他評估某人是否適合升任地區總經理時，會看他有無在其他國家歷練過，「這已經變成必要因素。」
他說，唯有離開過自己從小生長的地方，到別的國家、文化中「浸過」，才能跳脫熟悉的觀點，
用比較宏觀的角度看事。
「事實上，跨國公司這種做法也是從經驗學來的。」他說，他們發現，當公司要建立全球統一平台時，
沒在外國工作過的高階主管，總認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對於平台整合的理解性、支持性都不足。
「沒有出去過，等當上總經理再調整就太晚了。」
他表示，公司現在的信念是：要培養一個人，不是讓他去做總經理特助、幕僚，
而是把他丟到最不熟悉的地方。「溫室培養的花朵不耐風霜，教養小孩、公司管理也一樣。」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所長周陽山，培養獨子周耘，就是根據這理念。周耘小學在台北就讀，
初中跟著爸爸到紐約，高中到上海，現在就讀北京大學二年級。才二十歲，已有在東西四大城市：
台北、紐約、上海、北京之間移動的經驗。
「我希望他在東、西方之間平衡發展。」周陽山認為，獨子的優勢在於：英、中文轉換快，
政治敏感度很高。「他一直在不同的城市間游走，也看到很多特殊情境。」譬如九一一後的紐約，
充滿恐怖氣氛；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時期的上海，高速公路上一個人一個人的檢查。
「對美、中兩個大國的好與壞、國家能力，了解得比一般台灣孩子清楚。」
新教育
養第三種文化孩子 培植隱性能力，建構就學工作優勢
「小孩有很大彈性，雖然表面看起來移動時有些負面的影響：成績跟不上、朋友一直換，
感覺上好像很可憐。但是相對的，他們擁有別人沒有的磨練機會」。有兩個孩子跟著遷徙的胡裕翔表示，
人生那麼長，一、兩年成績不好有什麼關係？這些掙扎、適應，是很寶貴的經驗。
孩子從小跟不同種族、文化的人接觸，會讓他們尊重和自己不一樣的人。
「他們到加拿大，就成為『少數民族、有色人種』，所以，他們心中，不會覺得誰才是主流。」
他認為這種生活在各種異質社會的經驗，對孩子以後申請學校、工作，反而會是一種優勢。
美國學者的研究也指出：大約占美國人口二％的「第三種文化孩子」（Third-Culture Kids，
跟著父母移動而在國外成長的美國孩子）是一種寶藏，他們使美國人與世界其他地方相連結。
美國非營利組織「全球教育論壇」在一九七○年成立，專家設計全球通識教案提供學校老師參考
（網址：http://www.globaled.org）。新加坡「國際基金會」也曾推動實習生制度，
讓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到新加坡海外公司實習，增加國際經驗。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競爭，一般較多注意到的是培養語言能力，但卻常常忽略了同樣重要的那些隱性能力，
以至於許多人還是「看得懂英文的國際文盲」。
龍應台從香港大學回清大任教後，在「龍應台文教基金會」開辦「思沙龍」，強化台灣年輕人的國際觀。
「你所不知道的北韓」、「你所不知道的IMF（國際貨幣基金）」、「你所不知道的文革」……，
一場一場的辦。她表示，「你不能跟大陸人比堅忍，就要跟英國、德國成熟社會比國際觀，
比跟國際接軌的能力。」她慨嘆，台灣這幾十年的國際孤兒，再加上改朝換代後民進黨過於強調本土化，
在國際文化素養方面，完全不能跟人家比。
「台灣教育著重的，還是社會階級裡『垂直流動』的能力。」
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林文政認為，「我們太強調技能，而缺乏國際觀、
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教育。這些全球『水平移動』的能力，我們都不注重，很不合時宜。」
不過，若你已經脫離求學階段，職場菁英要建立自己的移動大能力，最快的方式，莫過勇敢的去移動。
新機會
接受海外工作 跨出第一步，移動就能累積能力
根據國際外派服務公司一項長達十六年的調查發現，第一次外派的人當中，因為「個人適應不良」
而提早離開的比率高達六七％，「能力不足」比率也高達五九％。適應不良，
背後代表的正是許多專業之外的移動能力，例如彈性、跨文化溝通力等。
然而外派者若是已經有一次以上的經驗，則適應不良的比率會大幅下降至三九％，
「家人不適應」下降至四三％。
近來被眾多外資企業視為投資中國的寶典《China CEO》，作者IESE商學院教授費南茲
（Juan Antonio Fernandez）訪問拜耳、可口可樂等二十家跨國公司中國地區執行長。
其中，拜耳大中華區執行長Elmar Stachels就說：「最困難的是你第一次決定接受一個海外工作。」
費南茲從中得到的結論是：移動本身就會累積移動能力，尤其是那些專業外的能力。
在《世界是平的》這本書中，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寫到，過去，
希望自己是生活在紐約的平凡人；現在，希望自己是生活在中國的天才。
以前國家有疆界，我們從疆界中找到安全與立足點；但現在，突破實體與心裡的疆界，大膽移動出去，
反而是找到立足點的最好方法。
你的移動勇氣有多強，你所累積的「移動能量」與舞台就有多大。
才能全球走透透。這些移動大能力，你，擁有多少？
美國要教改了！今年開春，美國成立的「新勞動力技能委員會」來自政界、企業界與學界的專家，
熱烈的在華盛頓舉行關係下個一百年美國國力的會議——修改美國從幼稚園到中學的課程。
這將是美國百年來幅度最大的一次教改。他們的目標很清楚：減少美國的「全球文盲」
（global illiteracy）。
所謂「全球文盲」，當然不是識字率的提升，而是為了讓美國學生未來具有在全世界移動的競爭力。
因此，從四大方向提升學生能力：增加認識世界文化與語言的能力、增加思考的彈性、
聰明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人際關係的能力（ＥＱ）。
新時代
美國全面教改 從幼稚園到哈佛，全力減少全球文盲
換個場域，來到全球著名的高等學府哈佛大學，這裡，同樣的故事也在發生。
哈佛大學從二○○二年開始第五次的課程改革，歷時四年完成。最重要的改變是，一、減少必修課，
增加選修，讓學生增加專業上跨領域移動學習的機會；二、增加必修的國際通識課程，
讓學生成為全球公民而不只是美國人；二○○五年一月，
全美綜合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頓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時，校長第爾曼（Tilghman）更在演說中對學生強調：
「全球通識（global literacy）必須植入普林斯頓人的DNA中。」
小學生準備的是十年後的未來，大學生準備的是三、四年後的未來，但兩個改革重點卻雷同。
原因無他，全球移動是無可擋的大趨勢，但美國人還沒準備好。
跨國企業UPS（優比速）執行長麥克‧埃斯丘（Mike Eskew）點出問題。他說，企業所需員工是
「具備全球貿易素養、對外國文化敏感、嫻熟它國語言」──這些正好不是美國人的優點。
美國選修外語的高中生還不到一半，社會課也過於關注本國史。成為全球公民的能力，
被稱之為現代的「大能力」，若你不具備，你就注定要在未來工作與機會的競爭上成為弱勢者。
看看這個驚人數字：根據聯合國一九九○年統計，全球共有一億五千萬人離開了自己的母國，
在其他國家生活與工作，比一個日本的人口還多；二○○五年，這個人數達到一億九千一百萬，
相當於日本加上四小龍人口的總和。
新趨勢
移動代表機會 企業推進，高階人才成國際遷徙主力
二○○六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A.Annan）在聯合國會議中指出：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移民時代，而今日的國際移民，是一個全球現象。」國際間的人口遷徙，
影響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量，尤其這一波的移動，大幅增加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移動。
為此，世界貿易組織（WTO）已將自然人移動納入談判議題；聯合國大會也在去年九月舉辦
「國際移民與發展」的高級別對話，以推動國際移徙問題方面的國際合作。
在此洪流中，移動的概念幾乎已全面反轉。
過去，農業社會強調安土重遷、安居樂業，所有移動的概念都是負面的，例如「離鄉背井」、
「流離失所」。現在，移動代表機會。移動的頻率增高，速度加快，方向多元化，
移動者隨時在尋找最有利的時空，把自己「投資」在最有效益的地方。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國華指出，「新一代全球流動的概念，既不是落地生根，
也不是葉落歸根，人的流通變得很頻繁。」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馬來西亞華人學者王愛華，
於一九九九年最早提出「彈性公民」概念。她的書描述全球走透透，口袋中有好幾本護照，
可以跟金融市場、不同國家法律協商，達到賺錢目地的專業技術與投資菁英。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多國籍人士，在過去十年超過五千萬人，
遠遠超過一九五○年到一九九○年四個十年的總和。
不過最重要的移動推手是企業。根據「全球移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obility）
在二○○六年一月所發表的研究報告，受訪的跨國企業中，
九二％預期該公司的「短期外派」人數將成長；兩至三年的一般外派將維持與現在相當水準；
而預期「通勤式移動」人數將成長的，也有六九％。
就地區而言，外派到中國大陸的人數成長率最快，總數也居全球第三。
新職場
兩岸四地辦公 追求一軍薪水、躋身世界中產階級
美商惠悅企管公司中國暨台灣行銷企畫協理江珮鈴是一個「帶著母奶旅行」的通勤式移動族，
通勤地點是中國。兩年前，她的老闆黃世友被拔擢為大中華區總裁時，勸她一起過去：
「四十五歲以下沒有大陸經驗的，以後根本沒價值了。」但是家怎麼辦？
身為獨生女的她還有年邁的父母、丈夫……。
後來折衷處理：每個月七到十天到中國出差，其他時間留在台灣，以視訊會議等方式遙控北京、
上海、深圳三個辦公室。從此，江珮鈴過日子是以「週」為單位，這禮拜在上海，下禮拜在台灣，
下下禮拜在深圳。她像個陀螺，不停的在這些點之間輪流打轉。後來江珮鈴懷孕了，
而且堅持餵母乳，餵了整整一年。出差時，有奶漲現象，為了維持乳腺暢通，她每隔三小時就去擠奶。
有一次，她在嚴冬出差到北京，室外氣溫都在零下，她決定把母乳帶回家。擠出的五千西西母乳，
密封在二十五包哺乳袋中，用手提行李帶回台灣。 她辛苦的周旋於母親、妻子、女兒、
國際通勤族四種角色中。
辛苦的代價是什麼？
這群具備「全球移動力」的人，升遷機會高於同儕，薪水是未來的一軍。
世界銀行在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裡預測，十年後，世界各地的大都市將出現一群所謂的「世界中產階級」，
其實就是一批具備跨國移動能力的白領菁英。他們的薪資將比同輩多出至少五成，平均資產將多出一倍，
雖然不是富豪，卻能在全世界都過著優質生活；不管在紐約、北京或者香港，
他們關心的議題都很類似。
不過，不要以為會說外語就代表有移動力。
「全球移動力」恰相對於「全球文盲」，語言只是基本條件。全球最大的人力顧問公司美世諮詢
（Mercer Human Resource Consulting）的研究顯示，所謂的「移動力」，還包含五大隱性能力：
主動融入當地社會、認同多元文化、心態開放、情緒穩定、保有彈性。此外，心理學家羅森
（Robert Rosen），以四年時間，調查一千位跨國企業領導人，寫成
《全球通識──二十一世紀企業人的新語言》，他的研究發現也類似。
新觀念
外派成升遷依據 能橫向移動，才能向上移動
全球移動大能力，的確已成為許多大企業升遷中高階主管的條件。根據英國特洛依企管顧問公司
（Trojan Corp. UK）訪問歐盟一百家指標性企業，歸納出目前這些企業人事升遷的八大要件與權重，
可以發現，若是將多元文化接納度、彈性合作、學習力等指標加起來，隱性能力分數，
甚至超過語言與專業能力等顯性能力。「這八大特質恰恰符合全球化之下的競爭力特質。」
特洛依董事長威廉梅特指出，「那是讓人能跨領域、跨地域發展的能力；
在這個時代，你能橫向移動，才能向上移動。」
事實上，在歐、美、亞洲等大型跨國公司，都已把強化人才的「移動能量」當作重要目標，
致力培養員工能夠理解、駕馭多元文化的素養。
譬如南韓的三星電子，自一九九○年起的十六年間，共派出三千三百二十八位「地域專家」，
到超過八十個國家歷練。這是三星為了培養外派人才所建立的制度。三星剛剛開始國際化時，
發現外派主管不只學習語言需要花許多時間，更要瞭解當地文化，才能發揮作用。
因此每年選出二百五十位（不到全集團百分之一）優秀員工分散到世界各國體驗研究，
每天將心得寫上公司網站，回國後成為公司重要的諮詢對象，也是重要升遷的潛力人選。
譬如福特，福特汽車金融（中國）公司總裁胡裕翔表示，身為總公司「亞太地區人事委員會」一員，
他評估某人是否適合升任地區總經理時，會看他有無在其他國家歷練過，「這已經變成必要因素。」
他說，唯有離開過自己從小生長的地方，到別的國家、文化中「浸過」，才能跳脫熟悉的觀點，
用比較宏觀的角度看事。
「事實上，跨國公司這種做法也是從經驗學來的。」他說，他們發現，當公司要建立全球統一平台時，
沒在外國工作過的高階主管，總認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對於平台整合的理解性、支持性都不足。
「沒有出去過，等當上總經理再調整就太晚了。」
他表示，公司現在的信念是：要培養一個人，不是讓他去做總經理特助、幕僚，
而是把他丟到最不熟悉的地方。「溫室培養的花朵不耐風霜，教養小孩、公司管理也一樣。」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所長周陽山，培養獨子周耘，就是根據這理念。周耘小學在台北就讀，
初中跟著爸爸到紐約，高中到上海，現在就讀北京大學二年級。才二十歲，已有在東西四大城市：
台北、紐約、上海、北京之間移動的經驗。
「我希望他在東、西方之間平衡發展。」周陽山認為，獨子的優勢在於：英、中文轉換快，
政治敏感度很高。「他一直在不同的城市間游走，也看到很多特殊情境。」譬如九一一後的紐約，
充滿恐怖氣氛；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時期的上海，高速公路上一個人一個人的檢查。
「對美、中兩個大國的好與壞、國家能力，了解得比一般台灣孩子清楚。」
新教育
養第三種文化孩子 培植隱性能力，建構就學工作優勢
「小孩有很大彈性，雖然表面看起來移動時有些負面的影響：成績跟不上、朋友一直換，
感覺上好像很可憐。但是相對的，他們擁有別人沒有的磨練機會」。有兩個孩子跟著遷徙的胡裕翔表示，
人生那麼長，一、兩年成績不好有什麼關係？這些掙扎、適應，是很寶貴的經驗。
孩子從小跟不同種族、文化的人接觸，會讓他們尊重和自己不一樣的人。
「他們到加拿大，就成為『少數民族、有色人種』，所以，他們心中，不會覺得誰才是主流。」
他認為這種生活在各種異質社會的經驗，對孩子以後申請學校、工作，反而會是一種優勢。
美國學者的研究也指出：大約占美國人口二％的「第三種文化孩子」（Third-Culture Kids，
跟著父母移動而在國外成長的美國孩子）是一種寶藏，他們使美國人與世界其他地方相連結。
美國非營利組織「全球教育論壇」在一九七○年成立，專家設計全球通識教案提供學校老師參考
（網址：http://www.globaled.org）。新加坡「國際基金會」也曾推動實習生制度，
讓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到新加坡海外公司實習，增加國際經驗。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競爭，一般較多注意到的是培養語言能力，但卻常常忽略了同樣重要的那些隱性能力，
以至於許多人還是「看得懂英文的國際文盲」。
龍應台從香港大學回清大任教後，在「龍應台文教基金會」開辦「思沙龍」，強化台灣年輕人的國際觀。
「你所不知道的北韓」、「你所不知道的IMF（國際貨幣基金）」、「你所不知道的文革」……，
一場一場的辦。她表示，「你不能跟大陸人比堅忍，就要跟英國、德國成熟社會比國際觀，
比跟國際接軌的能力。」她慨嘆，台灣這幾十年的國際孤兒，再加上改朝換代後民進黨過於強調本土化，
在國際文化素養方面，完全不能跟人家比。
「台灣教育著重的，還是社會階級裡『垂直流動』的能力。」
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林文政認為，「我們太強調技能，而缺乏國際觀、
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教育。這些全球『水平移動』的能力，我們都不注重，很不合時宜。」
不過，若你已經脫離求學階段，職場菁英要建立自己的移動大能力，最快的方式，莫過勇敢的去移動。
新機會
接受海外工作 跨出第一步，移動就能累積能力
根據國際外派服務公司一項長達十六年的調查發現，第一次外派的人當中，因為「個人適應不良」
而提早離開的比率高達六七％，「能力不足」比率也高達五九％。適應不良，
背後代表的正是許多專業之外的移動能力，例如彈性、跨文化溝通力等。
然而外派者若是已經有一次以上的經驗，則適應不良的比率會大幅下降至三九％，
「家人不適應」下降至四三％。
近來被眾多外資企業視為投資中國的寶典《China CEO》，作者IESE商學院教授費南茲
（Juan Antonio Fernandez）訪問拜耳、可口可樂等二十家跨國公司中國地區執行長。
其中，拜耳大中華區執行長Elmar Stachels就說：「最困難的是你第一次決定接受一個海外工作。」
費南茲從中得到的結論是：移動本身就會累積移動能力，尤其是那些專業外的能力。
在《世界是平的》這本書中，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寫到，過去，
希望自己是生活在紐約的平凡人；現在，希望自己是生活在中國的天才。
以前國家有疆界，我們從疆界中找到安全與立足點；但現在，突破實體與心裡的疆界，大膽移動出去，
反而是找到立足點的最好方法。
你的移動勇氣有多強，你所累積的「移動能量」與舞台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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